2017-2018年重慶民營企業家涉罪大數據分析報告

2019-2-14 11:13:51來源: 坤源衡泰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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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西南政法大學企業家法律風險防控研究中心、坤源衡泰律師事務所聯合發布

  “對一些民營企業歷史上曾經有過的一些不規范行為,要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按照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的原則處理,讓企業家卸下思想包袱,輕裝前進。”

              ——習近平《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

  前言 

  一、報告宗旨

  客觀反映2017-2018年重慶市民營企業家涉罪的基本現狀,揭示重慶市民營企業家刑事法律風險,為支持重慶市民營經濟健康發展,有效預防企業家犯罪和促進企業家的健康成長提供參考。

  二、案例來源和收集原則

  案例為課題組從“北大法寶”司法案例數據庫、“天同”司法案例數據庫、“法律家”司法案例數據庫等多家搜索引擎,以及人民網、新華網、中新網、新浪網、網易等大眾網絡媒體上公開報道的重慶民營企業家涉罪信息中收集整理而成。案件收集的時間跨度為2017年1月1日到2018年12月1日期間,總共238起案例,基本上涵蓋了這兩個年度重慶市民營企業家犯罪的案件。凡是能確認實際發生并能夠反映出基本統計信息的案例一律收集,但以下兩種媒體案例不在收集之列:(1)依托不具有合法企業資質實體所實施的犯罪案例;(2)難以反映出相應統計特征的案例。

  三、報告的統計指標

  為了準確揭示案例的統計特征,課題組從犯罪行為和犯罪人兩方面,共設定了多項測量指標,包括:企業性質、發案地域、案發領域、涉案罪名、罪名數量、罪名結構、涉案數額、犯罪所得、共犯關系、處罰方式、罪刑交叉關系等。

  四、報告術語及其說明

  (一)本報告中的“民營企業家”,指企業內部高級管理人員,具體包括董事長、董事、總經理、企業的實際控制人以及財務總監等企業高管。

  (二)本報告中的“犯罪”取其廣義,在刑法評價意義上包括“罪名認定成立”和“罪名認定尚待確定”兩種情形。

  (三)本報告中的“民營企業家犯罪”,是指企業家實施的與企業經營相關的犯罪,不包括企業家實施的與企業經營無關的犯罪。

  第一部分  

  2017-2018年重慶企業家犯罪現狀

  一、涉案的主要罪名

  根據“北大法寶”司法案例數據庫、“天同”司法案例數據庫、“法律家”司法案例數據庫等多家搜索引擎提供的大數據顯示:2017—2018年重慶地區民營企業家犯罪案件共計238件,案件共涉及17個罪名。其中,犯罪發生率前三位的罪名分別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84例、合同詐騙罪53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34例。其他犯罪分別為:單位行賄罪11例、職務侵占罪9例、串通投標罪8例、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8例、騙取貸款罪7例、非法經營罪5例、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5例、假冒注冊商標罪4例、挪用資金罪2例、逃稅罪2例、重大責任事故罪2例、集資詐騙罪2例、隱匿、故意銷毀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罪1例、貸款詐騙罪1例。(詳見表1-1、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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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涉案民企的案發領域

  2017-2018年重慶地區民營企業家犯罪案件中,制造業、金融投資、房產建筑是犯罪的主要領域,其余領域則為:能源礦產、零售百貨、餐飲服務、娛樂休閑、電子信息、醫藥衛生、物流運輸、糧油食品。詳見下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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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案發企業的地域分布情況

  案發企業的地域分布中,江北區43件、沙坪壩區38件、渝北區37件、渝中區35件、北碚區35件、九龍坡20件、萬州19件、其他區縣49件。詳見下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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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主要罪名涉案金額情況

  (一)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重慶市2017年度、2018年度民營企業家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中,涉案金額一千萬以下的共計21件、一千萬到兩千萬的共計15件、兩千萬到三千萬的共計9件、三千萬到四千萬的共計6件、四千萬以上的共計18件。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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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合同詐騙罪

  重慶市2017-2018年民營企業家合同詐騙罪中,涉案金額五百萬以下共計18件,五百萬到一千萬共計9件、一千萬到一千五百萬共計13件、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共計6件、兩千萬以上共計7件。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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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重慶市2017年度、2018年度民營企業家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涉案金額為:十萬元以下的共計9件、十萬元到三十萬的共計5件、三十萬到六十萬共計5件、六十萬到一百萬共計10件、一百萬以上共計5件。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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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主要罪名的量刑情況

  (一)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量刑中,被判自由刑且無緩刑情況的共74件,1年以下有期徒刑共計7件、1-3年有期徒刑的共計25件、3-6年有期徒刑的共計28件、6-10年有期徒刑的共計14件。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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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合同詐騙罪

  合同詐騙量刑中,已結案且被判自由刑的19件,3年以下有期徒刑共計3件、3-7年有期徒刑共計6件、7-10年有期徒刑共計3件、10-15年有期徒刑共計7件。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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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量刑中,已結案且被判自由刑的32件,拘役共計3件,1年以下有期徒刑共計10件、1-3年有期徒刑的共計8件、3-8年有期徒刑的共計8件、8-15年有期徒刑的共計3件。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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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2017-2018年重慶企業家犯罪涉案行為特點

  一、2017—2018年重慶地區民營企業家犯罪案件共計238件,其中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84例、合同詐騙罪53例,體現出了重慶地區融資領域成為犯罪行為的高發地的特點。

  二、2017-2018年重慶地區民營企業家犯罪案件,制造業、金融投資、房產建筑是犯罪的重災區。

  三、在案發企業的地域分布案件中,江北區、沙坪壩區、渝北區、渝中區、北碚區等主城區的民營企業,案發率明顯高于其他區縣的民營企業。

  第三部分 

  2017-2018年重慶企業家關鍵罪名及規范分析

  一、需重點關注罪名的規范分析

  由于以上犯罪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別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84例、合同詐騙罪共計53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34例。所以,重慶民營企業以及企業家們應當重點關注這些罪名。下面分別對罪名進行詳細解析。

  (一)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1.法律條文

  《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2.司法適用標準

  (1)從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的數額上來看,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數額在20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2)從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的戶數上來看,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30戶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150戶以上的;(3)從造成的經濟損失上來看,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給存款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給存款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50萬元以上的。

  3.代表性案例

  【重慶某食品有限責任公司、胡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2017)渝0110刑初247號】被告單位重慶某食品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總經理胡某通過發放有限責任公司“高利息2分融資、按月付息、無風險”的宣傳單及口口相傳等方式,以公司名義,以月息1分至3分不等的利息,先后向社會上不特定公眾200人非法吸收存款77845059.14元,所吸收資金主要用于支付存款人的利息和本金。判決結果:1.被告單位重慶某食品有限責任公司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罰金人民幣二百萬元;2.被告人胡某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3.被告單位重慶某食品有限責任公司、被告人胡某返還集資參與人陳某1等152人的資金共計人民幣29348609.8元;

  (二)合同詐騙罪

  1.法律條文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2.司法認定標準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七十七條的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在二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追訴。對此應當區分有三種情形:

  (1)內容真實的合同,即行為人是在有實際履行能力的前提下簽訂的合同。這種合同的簽訂,表明了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有進行經濟往來的真實意思,并非旨在詐騙他人錢財,根據有關司法解釋的精神,即使合同簽訂后沒有得到完全的履行,也不屬于詐騙犯罪。

  (2)內容半真半假的合同。這類合同客觀上已經具備部分履約的可能性,但要受到許多條件的制約。如果行為人有履約意圖,客觀上也為履行合同作積極努力,最后因種種客觀原因未能履行合同,不能認定為詐騙犯罪。相反,如果行為人借有部分履約能力之名行詐騙之實,沒有為合同的進一步履行做出努力,就應當以合同詐騙罪論處了。

  (3)內容完全虛假的合同,即行為人是在完全沒有履約能力情況下簽訂的合同。行為人在主觀上就沒有準備履行合同,占有他人財物的動機明顯,應當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3.代表性案例

  【重慶某電力安裝工程有限公司陳某某等合同詐騙罪案(2016)渝0105刑初1135號】公司法定代表人即被告人陳某某隱瞞公司無實際履行合同能力的事實,多次騙取重慶某公司貨值533403元的電線、1861706元的電纜;騙取以勒公司貨值3150002.10元的電纜。判決結果:(1)被告單位重慶某電力有限公司犯合同詐騙罪,判處罰金人民幣一百萬元,決定執行罰金人民幣一百萬。(2)被告人陳某某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3)被告人陳某某退賠被害單位重慶鴻盛電線電纜有限公司經濟損失1785109元;被告單位重慶某某電力有限公司及被告人陳某某共同退賠被害單位經濟損失3150002.10元。

  (三)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1.法律條文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虛開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虛開的稅款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有前款行為騙取國家稅款,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給國家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單位犯本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虛開的稅款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2.司法認定標準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稅款數額1萬元或使國家稅款被騙取5000元的,基準刑為有期徒刑六個月;虛開的稅款數額每增加3000元或實際被騙取的稅款數額每增加1500元,刑期增加一個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稅款數額不滿1萬元或使國家稅款被騙取不滿5000元的,情節嚴重的,可以本罪論處,基準刑為拘役刑。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稅款數額10萬元或使國家稅款被騙取5萬元的,或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基準刑為有期徒刑三年;虛開的稅款數額每增加6000元或實際被騙取的稅款數額每增加3000元,刑期增加一個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稅款數額50萬元或使國家稅款被騙取30萬元的,基準刑為有期徒刑十年;虛開的稅款數額每增加1萬元或實際被騙取的稅款數額每增加5000元,刑期增加一個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適用緩刑: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稅款數額30萬元以上或使國家稅款被騙取25萬元以上的;曾因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被行政處罰或判刑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累計5次以上的;未按規定繳納60%以上罰金的。

  3.代表性案例

  【重慶某光電科技有限公司、朱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案(2016)渝0119刑初309號】重慶某光電科技有限公司與重慶某醫療器械有限公司在沒有真實業務往來的情況下,科技公司向醫療公司開具了17張增值稅專用發票,該17張增值稅專用發票價稅合計金額1521051.01元,增值稅額221007.4。且將該17張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抵扣增值稅款221007.4元。判決結果:(1)被告重慶某光電科技有限公司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罰金十萬元。(2)被告人朱某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犯虛假廣告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二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

  二、共同犯罪罪名的規范分析

  (一)串通投標罪

  1.法律條文

  《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條規定:投標人相互串通投標報價,損害招標人或者其他投標人利益,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投標人與招標人串通投標,損害國家、集體、公民的合法利益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規定:“單位犯本節第二百二十三條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本節各該條的規定處罰。

  《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十七條規定:“投標者串通投標,抬高標價或者壓低標價;標者和招標者相互勾結,以排擠競爭對手的公平競爭的,其中標無效。監督檢查部門可以根據情節處以一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2.司法認定標準

  法條中投標者相互的串通投標,主要表現形式:

  (1)投標人之間相互約定,一致抬高投標報價;

  (2)投標人之間相互約定,一致壓低投標報價;

  (3)投標人之間約定,在類似項目中輪流以高價位或低價位中標。

  法條中投標者與招標者串通投標,主要表現為:

  (1)招標者故意泄露標底;

  (2)招標者私下啟標泄露;

  (3)招標者故意引導促使某人中標;

  (4)招標實行差別對待;

  (5)招標者故意讓不合格投標者中標;

  (6)投標者賄賂獲密;

  (7)投標者給招標者標外補償;

  (8)招標者給投標者標外償金。

  3.代表性案例

  【付某某串通投標案(2018)渝0154刑初361號】被告人付某某為了操控投標報價,以達到中標目的,借用其他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等八家公司資質參與投標,并與上述八家公司商定,由公司制作標書的資格審查部分及安排人員到現場開標,付某某向公司支付資料費;付某某統一制作八家公司的標書商務部分、組織施工部分等。同年7月31日付某某向上述八家公司各匯入投標保證金60萬元以實際控制上述八家公司投標。同年8月2日,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以人民幣3036.896538萬元的報價中標。判決結果:被告人付某某犯串通投標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個月,緩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

  (二)單位行賄罪

  1.法律條文

  《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條規定:“單位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行賄,或者違反國家規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回扣、手續費,情節嚴重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因行賄取得的違法所得歸個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三百九十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2.司法認定標準

  (1)單位行賄數額在20萬元以上的;

  (2)單位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行賄,數額在10萬元以上不滿20萬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為謀取非法利益而行賄的;向3人以上行賄的;向黨政領導、司法工作人員、行政執法人員行賄的;致使國家或者社會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因行賄取得的違法所得歸個人所有的,依照本規定關于個人行賄的規定立案,追究其刑事責任。單位行賄罪的主體是單位,所謂“單位”,包括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與單位受賄罪不同,并不僅僅局限于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還包括集體所有制企業、中外合作企業、有限公司、外資公司、私營公司等等。

  3.代表性案例

  【重慶某草園林綠化工程有限公司王某單位行賄案(2017)渝0230刑初33號】重慶某草園林綠化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為爭取綠化工程業務,向時任重慶市某區某局局長王某某(已判決)承諾工程做成后會送給其好處費。2010年上半年,王某某利用職務便利,未經公開招投標,直接將某區“南涪路城區至新橋段和石雷路城區至東勝段道路綠化工程”交由重慶某草園林綠化工程有限公司實施。2011年3月,王某某又未經招投標,以工程合作的名義,直接將“渝湘高速公路龍鳳山隧道出口至某收費站綠化景觀提升工程”交由重慶某草園林綠化工程有限公司實施。為感謝王某某將綠化工程交給自己公司實施和及時劃撥工程款,從2010年至2013年,被告人王某先后三次送給王某某賄賂共計人民幣40萬元。判決結果:(1)被告單位重慶某草園林綠化工程有限公司犯單位行賄罪,判處罰金人民幣三十萬。(2)被告人王某犯單位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

  (三)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1.法律條文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以及其他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有前兩款行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三百八十六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七條規定:“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不得利用職權收受賄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財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6〕9號)第十一條規定:“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第二百七十一條規定的職務侵占罪中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的數額起點,按照本解釋關于受賄罪、貪污罪相對應的數額標準規定的二倍(6萬元)、五倍(100萬元)執行。”

  2.司法認定標準

  (1)按照《刑法》第163條的規定,構成公司、企業、其他單位人員受賄罪必須是受賄數額較大的,不足較大數額的按一般受賄行為處理。數額較大的具體界限,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印發《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的通知第十條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或者在經濟往來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數額在五千元以上的,應予立案追訴。

  (2)公司、企業、其他單位人員在法律、政策許可的范圍內,通過自己的勞動換取合理報酬的,不屬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受賄,因而是合法行為而不是犯罪。

  (3)公司、企業、其他單位人員接受親朋好友的一般禮節性饋贈,而沒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朋好友謀取利益的,不成立公司、企業、其他單位人員受賄罪。上述(2)、(3)兩點說明,區分公司、企業、其他單位人員受賄罪與合法行為的界限,關鍵是看行為人獲得的財物是否屬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利益而取得。

  (4)區分以收受回扣、手續費為特點的公司、企業、其他單位人員受賄罪與正當業務行為的界限。在正常的市場交易行為中,取得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的折扣、傭金是正當業務行為;而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為個人所有的,應認定為公司、企業、其他單位人員受賄罪。

  3、代表性案例

  【梁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2017)渝0112刑初19號】被告人梁某利用其擔任XX工程局第X分公司XX高速項目部副經理的職務便利,在其負責材料采購期間,為河沙供應商帥某謀取利益,多次收受帥某好處費共計6萬元。被告人梁某利用其擔任XX工程局第X分公司XX二橋項目部經理的便利,在項目投標和工程款支付方面,為四川XX市政工程有限責任公司謀取利益,后收受該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某20萬元。判決結果:1.被告人梁某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判處拘役四個月;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二十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二十萬元。2.對被告人梁春明犯罪所得的二十六萬元予以追繳。

  三、容易忽略罪名的規范分析

  (一)重大責任事故罪

  1.法律條文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規定:“在生產、作業中違反有關安全管理的規定,因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強令他人違章冒險作業,因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2、司法認定標準

  違反有關安全管理的規定指的是:

  (1)國家頒布的各種有關安全生產的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文件。2.企業、事業單位及其上級管理機關制定的反映安全生產客觀規律的各種規章制度,包括工藝技術、生產操作、技術監督、勞動保護、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規程、規則、章程、條例、辦法和制度。3.雖無明文規定,但反映生產、科研、設計、施工的安全操作客觀規律和要求,在實踐中為職工所公認的行之有效的操作習慣和慣例等。

  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指的是:

  (1)致人死亡1人以上的:

  (2)致人重傷3人以上的;

  (3)造成直接經濟損失5萬元以上的,或者經濟損失雖不足規定數額,但情節嚴重,使生產、工作受到重大損害的。

  3.代表性案例

  【陳某劉某等重大責任事故案(2017)渝0105刑初681號】案情概要:重慶某混凝土工程有限責任公司準備對該公司位于重慶市江北區港城工業園B區的攪拌臺進行維修。其法定代表人陳某明知被告人劉某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仍與劉某簽訂設備維修施工合同,將公司攪拌臺維修工程發包給劉某。劉某聯系被告人孟某,從孟某處租賃汽車式起重機(以下簡稱起重機)以便進行高空作業。孟某將拆除了安全裝置高度限位器的渝BQXXXX起重機租給劉某使用,并安排被告人王某操作起重機。2017年1月14日8時許,王某在明知起重機高度限位器被拆除的情況下,操作起重機違規用吊籃將郭某、羅某往高空提升,提升過程中因高度限位器缺失發生沖頂,并拉斷起重鋼絲繩,致郭某、羅某從高空墜落,郭某當場死亡,羅某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判決結果:(1)被告人孟某犯重大責任事故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宣告緩刑二年。(2)被告人王某重大責任事故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宣告緩刑二年。(3)被告人劉某犯重大責任事故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緩刑一年。(4)被告人陳某犯重大責任事故罪,判處拘役六個月,宣告緩刑六個月。

  (二)隱匿、故意銷毀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罪

  1.法律條文

  《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的規定:“公司、企業進行清算時,隱匿財產,對資產負債表或者財產清單作虛偽記載或者在未清償債務前分配公司、企業財產,嚴重損害債權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隱匿或者故意銷毀依法應當保存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公司、企業通過隱匿財產、承擔虛構的債務或者以其他方法轉移、處分財產,實施虛假破產,嚴重損害債權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會計法》第四十四條規定:“隱匿或者故意銷毀依法應當保存的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會計報告,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有前款行為,尚不構成犯罪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財政部門予以通報,可以對單位并處五千元以L十萬元以下的罰款;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可以處三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的罰款;屬于國家工作人員的,還應當由其所在單位或者有關單位依法給予撤職直至開除的行政處分;對其中的會計人員,并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財政部門吊銷會計從業資格證書。”第四十五條規定:“授意、指使、強令會計機構、會計人員及其他人員偽造、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編制虛假財務會計報告或者隱匿、故意銷毀依法應當保存的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會計報告,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可以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的罰款;屬于國家工作人員的,還應當由其所在單位或者有關單位依法給予降級、撤職、開除的行政處分。”

  2.司法認定標準

  隱匿或者故意銷毀依法應當保存的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會計報告,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追訴:

  (1)隱匿、銷毀的會計資料涉及金額在50萬元以上的;

  (2)為逃避依法查處而隱匿、銷毀或者拒不交出會計資料的。

  3.代表性案例

  【蔣某隱匿、故意銷毀會計資料案(2018)渝0107刑初510號】重慶市國稅局第三稽查工作人員到本區重慶某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依法進行稅務稽查。為逃避稅務檢查,公司負責人蔣某遂指使員工燒毀上述會計憑證及電腦。后經公安機關依法從何某住家提取到被蔣某整理剔除的6箱會計憑證發現,該公司的明細賬上共有34200721.04元未發現相關的財務記錄。判決結果:被告人蔣某犯隱匿、故意銷毀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

  第四部分

  2017-2018年重慶企業家犯罪原因透視

  一、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比重大 民企融資難

  在重慶市民企(家)犯罪案件所犯罪名中,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所占比重大是一個突出特征。在統計的238例案件中,僅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84例,占了全部案件數的近1/3。這一統計結果無疑是我國當前民企融資難的又一個明證。在我國金融市場中,民營企業整體上看規模較小,中小企業居多,內部治理不盡規范,加之我國的證券市場、金融市場發展不盡完善,民企通過上市、發債以及商業銀行貸款等方式取得融資的渠道較為有限。所以,這種犯罪現象的遏制和消除,有賴于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和融資市場的發展,有賴于政府對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融資扶植力度的加大,也有賴于法律規則的完善與明晰。

  二、企業家犯罪與政府官員犯罪的伴生現象明顯

  根據報告顯示,特定行業中民營企業家與政府官員犯罪出現了伴生現象。在經濟轉型期,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不夠清晰,政府部門或地方政府直接掌握和控制著土地、礦產資源、稅收優惠、行業準入、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等一系列重要經濟資源與制度資源,導致重慶民營企業家經營活動對政府權力的依賴。這正是一些領域容易產生企業家犯罪與政府官員犯罪的伴生現象的重要原因。實踐中,這種伴生現象表現為政府官員的職務犯罪背后往往存在企業家犯罪的推波助瀾,或者企業家犯罪后潛藏著政府官員職務犯罪的支撐。

  三、民營企業家犯罪高發環節暴露出企業內部財物管理制度混亂

  內部管理制度的缺陷,是導致民營企業家犯罪的重要原因。在對重慶民營企業家犯罪領域的統計中,財務管理領域是案件高發的領域。對于作為營利性組織的企業而言,財務管理是企業的基本制度之一,基于完善的財務制度,企業才有可能實現對現金流的有效控制,從而通過經營行為獲得利潤。本應作為企業生命線的財務管理制度,卻成為犯罪高發區,這一現象暴露出企業內部管理制度的混亂。

  四、民營企業家自身法律意識淡薄是犯罪的重要個體原因

  在注重分析重慶民營企業家犯罪的諸多環境因素的同時,也應當指出企業家自身法律意識尤其是刑事法律風險意識淡薄,也是目前導致企業家犯罪的重要個體性原因。從報告中的一些個案可以看出,在重慶民營企業家群體中,法律意識淡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五、背信犯罪的高發折射出企業家精神的缺失

  在法律理論上,背信犯罪是對企業管理者違背其對企業以及投資者的信義義務,包括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利用其職務地位謀取私利,從而危害企業以及投資人利益的犯罪行為的統稱。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企業家罔顧其承擔的社會責任實施的犯罪行為也可以歸于此類。根據報告的數據顯示,重慶民營企業家犯罪的罪名中,違背企業家應有的信義義務的罪名不在少數,如受賄、侵占、欺詐等。企業家精神的核心內涵是創新、誠信與責任,背信犯罪的存在,折射出當下企業家群體中企業家精神的缺失。當企業家實施背信罪時,就違背了其作為受托人管理企業資產的基本責任與義務,違背了誠信原則,從而使企業家的創新精神成為枯竭之源。

  第五部分  

  重慶企業家犯罪風險防控對策

  一、民營企業家應提高刑事風險防控意識  

  民企刑事法律風險防控的關鍵在于企業家的認知,只有企業家在做出決策時,熟悉國家層面的法律法規,并仔細考慮其決策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才能降低企業所面臨的刑事法律風險。因此,民企及其企業家應當定期進行法律學習,不僅應當關注與學習民商領域的法律,也要側重對刑事法律以及其司法解釋的學習,從而認識到刑法不僅是用來懲罰其不當行為的,也是用來保障自己合法權益的。只有認真學習并嚴格遵守法律,企業才能更好的發展,可邀請資深的法律專家、大學教授、骨干律師定期為企業進行刑事風險的法律培訓,講解企業經營過程中應當注意與避免的法律問題,提高自身的刑事風險防控意識。

  二、對重慶市民營企業經營發展的法律法規應有整體性把握

  作為民營企業以及民營企業的掌舵人,不僅應當對國家層面的法律法規有清楚的認知,還應當及時了解重慶市關于企業經營發展的法律法規,以便“因地制宜”,促進企業發展。重慶市的民營企業以及企業家應當關注以下法律法規:1、中共重慶市委、重慶市人民政府印發《關于全面優化營商環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意見》;2、《重慶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進一步落實涉企政策促進實體經濟平穩發展的意見》;3、《重慶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印發2018年重慶市推進使用正版軟件工作計劃的通知》;4、中共重慶市委、重慶市人民政府印發《關于進一步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實施意見》;5、《重慶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印發重慶市提升經濟證券化水平行動計劃(2018—2022年)的通知》。

  三、制定并執行科學有效的企業內部管理制度  

  企業內部管理制度是決定這個企業能否長久發展的靈魂。企業應該針對不同的經營環節,制定科學、有效的管理制度,如重大決策制度、財務管理制度、人事變動制度和法務處理等制度, 并相互銜接形成一套完整的內部管理制度體系。同時,只有嚴格執行該套制度才能避免刑事風險的出現。對此,企業可以采取由法務部門監督并配合一定懲處的措施,來確保制度的實施。具體來說,民營企業要按照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要求建立起經營管理結構,從家族管理模式向家族控股、職業經紀人管理模式轉變;進一步完善民營企業的法人治理機制,實現企業的規范化運營;建立健全財務會計制度,保障財務、賬簿資料的真實性、完整性,減少財務管理漏洞,防止內部腐敗現象的產生。

  四、聘請專業團隊進行刑事法律風險防控  

  很多中小型民企和其法務部門都只注重企業行為的民商事法律風險,而忽略了刑事法律風險,并且不擅長刑事法律風險的防控。因此,應當聘請專業團隊對企業進行全面、系統的考察,對關鍵崗位的人員開展刑事法律風險防控培訓,使之了解刑事法律風險的特性和危害,針對刑事法律風險點制定防控方案,并定期進行風險防控復查,為民企防范刑事法律風險提供切實保障。

  五、正確處理政商關系  

  不合適的政商關系是導致企業面臨腐敗犯罪風險的主要原因。改善這種局面,既需要政府部門減少對經濟領域的干預,公平對待不同性質的企業,也需要民企自身學會不依賴公權力,不設法通過尋租公權力獲得優勢。只有民企這個群體主動遵守法律,維護市場經濟的穩定,形成良性競爭,才能從本質上降低腐敗犯罪方面的刑事法律風險,促進自身的健康發展。

  六、注重企業的法律文化建設  

  企業可以對員工加強法律知識培訓,強化其法律風險意識和法律素養,營造濃厚的基層法律文化氛圍,有效地規避犯罪行為的發生。

  七、規范程序,加強監督,形成不易腐敗的制約機制  

  健全民企內部的監督機制,加大企業內部權力行使監督力度,對人財物和基建、采購、銷售等重點部門、重點環節、重點人員,實施財務審核、檢查、審計,及時發現和預防腐敗問題,并對濫用權力行為給予相應處罰。發揮好監事會和內部監督核查機構作用,積極推行賬目核查、內部審計及與經銷商、客戶定期聯系等制度。完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探索實行職工董事、職工監事制度等措施,切實保障職工群眾對關系企業發展、涉及自身利益事項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

  八、刑事風險出現后應及時進行自我保護

  新修訂的刑訴法規定了訴訟參與人一系列的訴訟權利,其中辯護權和申請權,對于事后控制起到關鍵作用。辯護權包括自行辯護權利和委托他人辯護的權利,修改后的刑訴法進一步完善了辯護制度,提供了更廣泛的辯護空間。申請權主要包括申請回避,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申請對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不公開審理等。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所處的法律地位不同,所享受的訴訟權利也不同,因而民營企業自我保護的選擇也有著一定的差異。

  所以,如果當民營企業家或企業作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時:首先,應核對辦案人員身份,確定強制措施是否合法。其中,要注重對管轄權的核對,以避免非法管轄而產生的錯辦。其次,立即要求委托律師,并通過律師會見申請解除強制措施。如確實存在違法犯罪行為,應避免出現串供、毀滅偽造證據等妨礙偵查和訴訟行為。最后,被訊問時,要防止誘供和刑訊逼供而制造冤案;被訊問后,要仔細核對訊問筆錄,防止漏記、錯記而形成不利己的供述。對于偵查機關刑訊逼供等違法行為,應及時向有關部門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如果民營企業家或企業作為被害人時:首先,應保護好證據,避免證據丟失毀滅。其次,及時向有管轄權的辦案機關提出控告,積極配合辦案機關查清事實。對于符合刑事和解條件的案件,積極與對方進行和解,不僅能及時獲得經濟上的賠償和縮少訴訟成本,而且有助于化解企業矛盾。

  九、加強對刑事犯罪后損失挽回措施的適用

  損失可分為有形損失和無形損失。這些損失除了民營企業家及企業可能承擔刑事責任,或無罪陷入刑事訴訟外,還可能導致企業經營管理受影響,甚至損害品牌商譽等無形資產,上市公司還可能市值蒸發。民營企業可通過一系列合法措施控制已發生的刑事法律風險造成損失。如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依法積極爭取適用非羈押性強制措施,在不能適用非羈押性強制措施的情況下,應及時委托人員確保企業經營活動正常運行。如果作為被害人應積極配合辦案機關及時挽回損失。此外,民營企業要重視刑訴法對企業商業秘密等無形資產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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